1902年2月10日,柏林外交部大楼的会议室里,暖气虽足,却驱不散陆徵祥心头的寒意。他身着中华共和国大使礼服,胸前佩戴着金底锚链徽,对面坐着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与海军部长蒂尔皮茨,案上摊开的《中德合作草案》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,最刺眼的是“速射炮技术合作”一栏旁的红笔批注——“否决”。
“陆总长,”布洛夫放下钢笔,语气带着几分傲慢,“贵国提出的210毫米、305毫米速射炮技术,德国早在五年前就已掌握,且我们的炮管寿命、射速精度都优于中国产品。坦率说,这种‘略微落后’的技术,无法成为合作的筹码。”
陆徵祥握紧拳头,强压下心头的憋屈。出发前,他已从李和处得知速射炮技术不占优势,但亲耳听到德国人的直白否定,仍觉难堪。“大臣先生,中德合作不止于技术。”他调整语气,递上另一份文件,“中国愿开放山东半岛通商口岸,允许德国企业参与胶济铁路建设,甚至可提供煤矿开采权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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