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六年六月，北京的暑气裹着硝烟味，飘进了总理衙门。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，像一道惊雷，砸在了李鸿章的案头——诏书上“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”的字句，几乎要将纸页戳破，落款处鲜红的玉玺，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
李鸿章捏着诏书，指节泛白，茶水泼在衣襟上都浑然不觉。他太清楚这道诏书意味着什么：义和团拆铁路、烧教堂，早已惹恼列强；如今向十一国宣战，等于把中国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——天津的租界已被义和团围攻，各国军舰正往渤海湾集结，一旦开战，北洋水师的军舰、刚修通的铁路、辛苦建造的船坞，都将成为战火的祭品。
“老佛爷这是疯了！”李鸿章猛地将诏书拍在案上，声音里满是悲愤，“她想借义和团的刀杀洋人，却忘了鸦片战争的教训——就凭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拳民，能挡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？到头来，还得水师和百姓替她买单！”
就在他怒火中烧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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